尽管这种认识与我国政党政治体制存在一定张力，然而在执政党实现依宪执政转型的变迁历程中，应当基于更高的宪法逻辑对这种行政逻辑进行修正，其核心在于将现代宪法价值镶嵌于执政党的执政逻辑中。
2012年之前有关食品标签的国家标准主要是2005年生效的《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2004》（以下简称2005版《标签通则》），但它未被命名为食品安全标准，且部分内容确与食品安全关系不大。[7] 前注[3]，宋华琳文，第134页。
而食品安全标准正是那些被注入私法体系的新鲜元素之一。作为权宜之计，2009年的司法解释将《合同法》52条第5项的强制性规定限缩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承认强制性标准不属于法且不能作为裁判依据的前提下，有学者为强制性标准的效力提供了别样的论证思路：强制性标准可以在裁判理由中被引用和评述，符合强制性标准可以作为一种法律事实或证据加以援引。多方当事人参与其间，每个团体都有着自己的目标。但这一概念在随后确立的法源体系中并未得到确认。
理由很明显，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公法上的食品安全标准自身出现有名无实的异常现象——将安全无涉的内容作为食品安全标准，或者在不宜强行标准化的领域设置强制性标准。第一，食品安全标准缺失导致立法目的落空。姓名用字、第三姓、抚养方变更未成年子女姓名、基于主观价值判断的姓名变更、姓名变更次数等议题，未来制订姓名条例时都应持宽松和开放态度，以充分保障个人尤其是少数人的姓名权。
然而，就是这种合法性与正当性均不存疑问的司法审查，亦未见各地法院在姓名登记诉讼案件中尝试为之。姓名作为个人社会化和个性化的一项重要标志，它自然成为个人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这两个条款对于名字变更内容未作任何具体限定，留下的空白皆由各地公安机关通过内部规范性文件填补，而后者事实上以严格控制名字变更为己任，迫使申请名字变更登记的相对人最终与之对簿公堂。公安部条例初稿第19条列举了八种不予办理变更之情形。
[13] 参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三亚行终字第5号。通过对此等宪法条款的解释与适用，姓名权即可针对有关国家机关发挥其防御权功能。
[33] [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王晓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而从内容上考察它主要涉及两种情形，即称姓登记和取名登记。第一、第八种情形分别为因故意犯罪或违法行为曾经被处以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或者劳动教养的和户口登记机关认定不宜变更的其他情形。任何自由的宪法秩序都须臾离不开这样一种防御权，因为无论多么完美的民主制度，也都是由一部分人来统治另外一部分人的，滥用权力的情形因此难免会发生，况且即便在法治国家中，国家权力也可能会作出不法之举。
对于姓名权，公序良俗主要关注姓名所用文字字义的适当性问题，不赞成挑战常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择取那些使人油然产生恶感的负面文字，作为姓氏或名字之用字。复次，最高院和公安部就未成年子女变更姓名问题所发布的系列解释性文件，既是公安机关作出姓名登记之行政行为时的重要标准，又是法院在裁判姓名登记纠纷时的重要依据。3.本文见解 对于姓名登记的限制，法院在审理时固然要判断被诉机关，是否严格执行了当地公安部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但更要审查那些规范性文件自身的合法性与合宪性，否则就不足以救济对姓名登记的非法限制。[42]尽管在诉讼中公安机关和法院，都未将公序良俗作为反对王徐英变更日本名字的理由，但中国人能否取包括日本名字在内的外国式名字，诚然可以从公序良俗视角去讨论。
而对姓名登记开展宪法或国际人权法审查，乃是现代立宪理念保障人格自由发展之必然要求。[40] 章志远：《姓名、公序良俗与政府规制——兼论行政法案例分析方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个人才是姓氏之主体，而父母是因为亲权之行使，为子女决定姓氏。[19] 参见戴涛：《行政登记侵权之诉研究》，《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
[49] 以上台湾及欧美地区有关姓名登记诉讼判例表明，在姓名登记诉讼案件中，法院更多的是以宪法或人权公约中的人格自由发展条款为判断标准，以审查国家具体规范姓名登记的法律法规，是否侵犯当事人公法上的姓名权。[30] [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72页。实然中的姓名登记不只是登记主体即公安机关，对申请人称姓取名这一客观事实的认知与判断，它更内含公安机关自身决定性的意思表示，登记行为因此而沦为可以自由裁量的行政许可行为。而国家不需要过度限制称姓及更改姓氏之范畴。[29] 参见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0）徐行初字第72号。它只意味着，法律不承认那些在法制社会中严重违反被大家公认的社会公德的法律行为，或者那些严重违反现行法律制度下特别在宪法层面上法律伦理学内在的原则的法律行为，不使这些法律行为得到实施。
法律保留要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的自由与权利进行限制时，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闫才源案当事人闫才源在改名诉求屡屡受挫后，亦致力于推动公民姓名权立法，于2006年3月起草了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姓名法（建议案）》。
[53]公安部身为各地姓名登记机关的主管机构亦参与其中，于2007年6月草拟完成了《姓名登记条例（初稿）》（以下简称公安部条例初稿）。从性质上看，姓名登记是一种行政登记行为，申请人的姓名权与登记机关的行政权之间如何平衡是内中的关键，而如何规范登记机关的行政权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姓名权，则是姓名登记必须直面的最为紧迫的现实难题。
又如对姓名变更普遍存在限制过多现象，基于个人认知观念、价值偏好等原因的变更申请成功率过低。是故，为之设定一个不得变更姓名之合理期限，实乃保障其公法上的姓名权的基本要求。
公安部只能根据此姓名条例，制定公安机关办理姓名登记的实施细则。（5）名字中含有冷僻字的。不只是我国台湾法院，国际上亦将姓名登记视为一项不容侵犯的基本人权，从而在诉讼中对相关立法予以严格司法审查的案例所在多有，如美洲人权法院在俊与波斯柯之女诉多米尼加共和国案（Girls of Yean and Bocico v. Dominican Republic）中认为，当事人因为其海地后裔身份而无法在多米尼加办理出生登记，违反美洲人权公约第18条保障姓名权的规定。[27]此等论断乃是只知有私法上的姓名权，而不知有公法上的姓名权之故。
像上海市民沈钱敏因父亲姓钱、母亲姓沈，而希望根据中国人的传统改随父姓，将姓名改为钱敏。[36]对此等论断可商榷如下： 第一，法律上承认第三姓与事实上选择第三姓是两回事，从前者直接推导得出后者属于逻辑混乱。
[54] 如文化水平较低、不具有写作长篇小说能力的河北农民王立山，申请改名为王跃文后，即创作并出版长篇小说《国风》，畅销小说《国画》作者、湖南著名作家王跃文得知后，将之告上法庭，最后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定被告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构成对湖南王跃文的不正当竞争，参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长中民三初字第221号。公法上的姓名权通过行政诉讼救济无门，却能借助民事私法诉讼以实现救济，何以如此，委实值得深思玩味。
同时，姓名登记并不能直接设定行政法上的权利与义务，所以它亦不属于行政确认范畴。以下就分别结合司法案例来概述并检讨相关的公法规范，以此透视公法上的姓名权的实践形式——姓名登记之实然状况。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性的血脉香火传承，才是我国传统公序良俗对家庭及社会提出的根本要求。但法院审理认为如果任由公民仅凭个人意愿喜好，随意选取姓氏甚至自创姓氏，则会造成对文化传统和伦理观念的冲击，既违背社会善良风俗和一般道德要求，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的良性管控。[20]长期以来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职能一直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受此行政管制本位文化影响，一些姓名登记申请人甚至都将公安机关的姓名登记视为行政许可行为，如青岛江子文起诉当地派出所，要求它履行更改姓名登记的法定职责，理由是被告所依据的《青岛市公安局人口管理工作规范》和山东户口管理意见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第17条的规定，[21]被告据此拒绝为他办理姓名变更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姓名文字与读音会意有不可分之关系，读音会意不雅，自属上开法条所称得申请改名之特殊原因之一。
对地方公安部门发布的合法性明显欠缺的土政策，法院为何在诉讼中不予以司法审查呢？本文以为，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与法院自身对姓名变更的认知息息相关。通过司法院大法官的系列宪法解释，本条成为包括姓名权在内的一般人格权的宪法规范。
对于王徐英的变更姓名申请，当地公安机关不予批准，王徐英上诉法院，经过两审王徐英皆败诉收场。鉴于诸如此类的问题素来没出现过较大争议，在此就不予赘述。
司坡森：《试论我国行政登记制度及其立法完善》，《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只能以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对规章亦只能参照，上海各级法院在姓名登记行政诉讼中，一律严格依照上海户口管理规定来裁判案件，应有的对上海户口管理规定的司法审查，法院在案件审理时一律回避。
